城市为中国当代经济表象交答卷，北京拿出国贸、上海拿出陆家嘴、深圳拿出福田。最新的高楼纪录有望在2014年刷新——深圳平安国际金融大厦646米。
最新的消息是，长沙还在论证世界第一高楼——早年生产空调和空气净化器的远大集团雄心勃勃地要在这里建设一幢838米的高楼。他们计划用7个月时间完成包括地基、生产、安装以及装修的全过程。
这种模块化建设并非天方夜谭，今年年初，远大在湖南湘阴花了15天“搭”了一座30层的酒店，速度实在太快了。
在中国还没有“又快又紧张”地大规模建设CBD时，这种集群高楼所显现的弊病就被国外诸多建筑专家论证过。
然而，高楼也在为城市做着不可或缺的贡献，在城市拥挤不堪之时，高楼至少为城市人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
有时候，高楼甚至也成了城市化的标志之一，大城市需要更多的高楼来彰显它的魅力，高楼巨大的经济吸附力，也让城市的产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集群化造高楼的成功总是各有理由，最为常见的是聚集经济能量。一条贸易链上的公司在同一个办公区域，不用大费周折地跑路见面，甚至在金融手续上都能有完备的软硬件设施，这是大都市产出高效率途径之一。
而集群化造高楼的失败却总是摔倒在同一个地方——高估自己的经济能量。比如“倒霉”的鄂尔多斯，靠着煤、炭、气生意发家暴富，然后就规划了一座比上海陆家嘴还大的CBD高楼群。不过这已成为过眼云烟，现在这个装满野心和梦想的高楼地块以被称为“死城”而终结。
鄂尔多斯的经验成为中国高楼燥热下的B面场景，但并不是这股热潮的终结。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其后的投资，让地方造楼热成为拉动GDP的另一方式。
大广场和大高楼都是最为显眼的展示标志。除了拉动经济，高楼具备的地标和城市名片功能成为让人们记住一座城市最简单的方法——前有“大裤衩”，后有“大秋裤”。
但造型别致的大楼在飙高的同时，是否能顺利招商满员?易居中国分析指出，写字楼入住率降到80%、70%,就算不太景气的状态——这个现象曾发生在2010年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高楼需要经济的支持，也产生经济效益。城市用更多的高楼组成CBD，前期的投资期望收回成本——上海要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北京的脚步紧随其后。
但经济学家谢国忠却“屡次”不看好陆家嘴——除非上海建立自由市场，废除IPO审批制度，改为备案制。伦敦金融城市长安司棣也在提醒上海，“为什么有超过80%的中国对欧洲投资落地到英国?原因之一是，在伦敦有足够的中国银行分行，所以投资相对比较容易……如果上海也做到这样，那么吸引过来的海外金融机构的数量会大幅上升”。
这正是经济体制变轨时期安抚高楼燥热的最好配方——开放的更加自由的经济体系和政务环境。而这些，都是除了楼层飙高之外中国内地不少城市欠缺的部分。
北京国贸：老牌CBD拼高下的区域成本
近30年历史，坐拥长安街，其建筑群写字楼、商城、酒店、展厅构成独特的商圈，并由此为核心带动了北京CBD的诞生和发展——它就是北京国贸。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贸虽然身处北京，但并不北京，因为他很早就已打破长安街60米限高的控规，如今已经直冲330米。
北京的楼越建越高，第一高楼被刷新的频率也越来越快，其侧面暗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轨迹。国贸不仅见证着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的速度，同样也见证了其间北京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国贸又很北京。
1990年8月国贸一期正式开业，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当时的中国，像这样集酒店、写字楼、高档商业和餐饮于一体的经营模式并不多见。
时光不停地给国贸加上年轮，如今的国贸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端”的代名词，在这里创造财富，会聚人才，但也不可避免地遭遇高速增长带来的问题。
财富城
1984年7月，对外经贸部下的中国对外经贸咨询公司和马来西亚郭氏兄弟公司在北京签订了《合资经营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协议书》，并于1985年2月注册成立，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
而从1984年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国家结存外汇下降等问题，国贸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诞生之初，国贸就定位于国际高标准，开创了国内综合性高档服务业的先河，成为“城中之城”。即使在今天的北京CBD，国贸大厦1座、中国大饭店以及二国贸大厦2座，也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工程。
“在国贸工作，比在北大毕业更有面子。在CBD置业，不是花钱，而是赚钱。”早些年就有了这样的说法。
在国贸的建筑群中，1座，2座以及国贸大厦的主体都是写字楼，而写字楼则体现出一个城市的财富流向，写字楼地理描摹的是城市的财富坐标系。
这座初期的北京高层建筑（词条“高层建筑”由行业大百科提供），也在国际化的背景下租售异常火爆。1985年就进入中国的英特尔，前两年一直蜗居在民族饭店的客房内办公，两年后，才等到北京第一栋写字楼国际大厦空出来的房间。这种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大约持续了10年才得以缓和。
在这片高楼中，最经常碰到的是着黑色正装的职员，以及那些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人。他们可能是来自南半球某著名贸易公司的驻华代表，也可能是全球500强公司的区域总裁。
无论来自哪里，这座写字楼里的人打一通电话，敲打几下键盘，很可能表明已经有相当可观金额的订单完成了。财富在这些看似低调却可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手中不停交易。
2003年11月1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正式入驻北京CBD。当时，据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特别助理樊英女士介绍，世行入驻CBD主要考虑了CBD区域A级写字楼的品质和区域特性。
而此前，他们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富华大厦。那一年，正值CBD明确提出国际金融产业定位之际，于是跨国公司聚集的国贸中心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国贸写字楼在不断地吸引世界顶尖的公司，咨询机构，金融机构等进驻，而其配套的酒店、公寓、购物商城、停车场都成为吸引的资本。
这种背景被认为是朝阳CBD成功的重要缘由。但在朝阳CBD崛起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同样重要——正是北京市政府在规划、修路、政策扶持、完善配套等方面强有力的助推，朝阳区CBD才得以抓住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外资企业进驻北京的机会，迅速成长。到了2009年，朝阳区CBD的土地已经开发完八成，东扩的计划提上日程。
回到199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开辟具有金融、保险、信息、咨询、商业、文化和商务办公等多种服务功能的商务中心区”。
上一页12下一页
